1994年，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并在同年5 月完成联网工作。中关村“村民们”是中国最先“触网”的一批人，也是他们最先从互联网中嗅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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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的一天，已在中关村叱咤风云15年的简晶，以创业者的身份出现在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坐在他对面的，是创新工场合伙人郎春晖。郎春晖看上了他的移动互联网创业项目“拨号精灵”。

▲8月3日，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即便不点餐，创业者也可以在这里工作、休息。

这家咖啡馆是中关村创业大街最早的孵化器之一，创业者、投资人都会在这里聚集。它的一面墙上贴满了招聘信息和寻找合作伙伴的启事，许多人在这里看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位、得到了想要的投资。

▲咖啡馆的招聘墙上，贴满了各种招聘信息和寻找合作伙伴的启事。

与美国的硅谷一样，中关村会聚了两类人：教授、工程师、科研人员，他们有技术；以及企业家、风投家和金融人士，他们有资本。

“过去我们没有市场经济。中关村附近的这些科学院所的科研人员做了研究，但没有把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在联想集团工作了26年的陈泉说，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逐渐打破了体制机制的桎梏，将科研成果推向市场。

在这片一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研究人员、公司企业将科技变成了生产力和财富。中关村也从平房土路的京城西北郊，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国硅谷”。它没有一刻不在风口，没有一刻不在书写着“技术和资本改变中国”的故事。

体制内、体制外，脚踩两只船

2017年中国独角兽榜单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共164家，中关村科技园区占了70家。

但几十年前，那里还只是京郊一个普通村落，二十几户人家，房屋散落。

中关村的优势在于它是一座“科学城”，紧邻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等顶尖高校，聚集了一批科研人员，享有对外交流的资源和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关村南三街8号的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就到美国访问。他去了波士顿128号公路和旧金山硅谷，那里聚集了几千家新技术公司，规模不大，却能生产高科技产品。

与波士顿和旧金山相比，陈春先认为中关村的人才密度不低、素质不差。1980年10月，他在物理所的仓库里创办了一家硅谷式的“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从中科院各院所和清华大学，他招募到了服务部的第一批兼职成员。

为避开繁杂的手续和机制的障碍，服务部特意没叫“公司”。但凭借技术咨询、培训、产品研发等业务，仅1981年，服务部就挣了三万多。兼职成员每月能拿到7-15元津贴，比工资还多。

公开资料显示，挣到钱的陈春先开始受到“损公肥私”“腐蚀科研人员”等指责。1982年5月，物理所工作组进驻服务部，开始查账。

危急时刻，新华社内参《研究员陈春先搞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案头，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试验受到高层肯定。

“我们能这样做，前提是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开明的政府，没有政府的支持，中关村是起不来的。”事后，陈春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有了高层一锤定音，中关村一下子活跃起来，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科海新技术开发中心、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北京信通电脑技术公司相继成立，被合称为“两通两海”。到1984年底时，这里已有各类科技公司、研发中心50余家，“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

“中关村的第一批企业，很多都有高校和国家机关背景。”联想集团商用渠道管理高级经理陈泉说。比如当时最著名的“两通两海”，科海是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合办；信通是中科院计算所、北京科学仪器厂、海淀农工商总公司出资兴办；京海、四通的创始人曾是中科院的研究人员。

当时，中关村各公司的科研人员，大部分属于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同时又为企业服务，“脚踩两只船”。

初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84年，联想公司的前身成立时，陈泉还在上大学。毕业后，他在海淀区一所中学教书，每次骑车去区教委开会都要路过电子一条街。“那时候路很窄，中间一条水沟，路边两排大杨树，边上都是卖电子用品的小门市部。”

如陈泉所见，80年代后期的中关村以做电子贸易为主。多年后成为电脑市场巨头的联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84年11月，在中科院计算所不到20平米的传达室里，柳传志等11人成立了联想的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联想的第一桶金，来自代理美国IBM公司、AST公司的微机。四通则代理了打字机，信通代理了小型机——一种介于PC机和大型主机之间的计算机。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做贸易不容易。“生产要有生产许可证，进口要有进口许可证。企业没批文怎么办？只好偷偷摸摸。”陈泉回忆，当时有的公司还曾因为走私被海关抓住。

中关村的发展引来了上层关注。1988年，原国家科委等7部门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递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中关村“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越滚越大”。1983年11家，1984年40家，1985年90家。“到1987年年底为止，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共48家”，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F”形地带。

▲20世纪90年代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海淀区档案馆供图

当年5月，国务院批准在中关村地区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91年的一天，27岁的陈泉终于被中关村的小门市部吸引，成为联想的358号员工。那时，联想已从传达室搬进了二层小楼，贸易种类也不仅局限于进口。他们开始将自主生产的联想牌微机推向市场。

5年间，陈泉从普通销售员做到区域销售副经理，国产品牌微机开始在市场上抬头。那几年的销售数字，他记忆犹新：1993年2万台，1994年5万台，1995年就卖到了8万台。资料显示，1996年联想登上国内市场占有率首位。

汉化平台：一个程序英雄的时代

贸易之外，中关村也在进行技术创新。

PC机引入中国后，操作系统却是英文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85年到1995年间，中关村的技术员们开发出了大量汉化硬件、软件。

其中最有名的，或许是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于1985年开发的“联想式汉卡”。“简单说，就是一块电路板插在主机槽里，英文就变成了中文。”陈泉说。公司成立的前三年，汉卡的营业额占到38%。

此外，严援朝的CCDOS、鲍岳桥的UCDOS、简晶的“中国龙”、王志东的“中文之星”等一批汉字系统软件都曾是明星产品。

▲1986年，四通公司研制成功MS-2401文字处理机并投入市场，该文字处理机由四通总工程师王辑志开发，当年销售上万台，使四通销售额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海淀区档案馆供图

那时的软件和现在不同，一打开，程序员的名字就会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用简晶的话说，“那是一个程序英雄的时代”。

1969年出生的简晶，算得上中关村第一代技术员。大学毕业后，他回到老家昆明的一家技术公司工作，23岁就开发出了“中国龙”。

几乎与此同时，浙江程序员鲍岳桥带着自己开发的UCDOS，加入了位于中关村的北京希望电脑公司。1993年，他所执掌的希望公司软件部给远在昆明的简晶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写着“希望我们既是对手，也是朋友”。

简晶早在UCDOS上见过鲍岳桥的名字。他猜想明信片来自鲍岳桥。“当时我特别特别感动。我们都是搞技术的，虽未谋面，但互有耳闻。没有竞争的感觉，而是惺惺相惜。”

没过多久，简晶到北京参加一个软件推广活动，终于见到了鲍岳桥。1995年，简晶也从昆明来到中关村，加入了希望电脑公司，和鲍岳桥一起开发UCDOS。

拥抱互联网

和闭塞的昆明相比，中关村永远那么新潮。生活在这里，让简晶有了“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

1994年，中国获准加入互联网，并在同年5月完成联网工作。中关村“村民们”是中国最先“触网”的一批人，也是他们最先从互联网中嗅到了未来。

1995年初夏，白颐路南端的白石桥路口就竖起了巨幅广告牌，牌子上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这块牌子属于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简晶也成了一名“网瘾青年”。“每小时费用20元，很慢很慢的速度。”那时，简晶的绝大部分工资被花在了网费上，一个月大概四五千。“我当时一边玩游戏一边想，如果互联网这东西推向全国，得把人们迷成什么样呀！”

看到这个商机，简晶从希望电脑公司辞职创业，鲍岳桥也出来和他一起单干。他们将网络游戏作为创业方向，开发了在线休闲游戏平台“联众世界”。一开始，游戏大厅的在线人数只有一两个，半年后近千。2003年时，联众世界的注册用户超过2亿。但此后，包括简晶和鲍岳桥在内的三名创始人，却因股权问题黯然离开。

1997年，新浪网的首任总编辑陈彤也开始“触网”。那时，30岁的陈彤正在北京理工大学读研。

陈彤在军队大院长大，从中学起，生活轨迹就集中在中关村一带。在陈彤的印象里，小时候，中关村脏乱差，傍晚还有有线大喇叭广播，从市里过去要坐3字头的郊区车。“但是从80年代开始，这里的电子市场就很有名了。大家都知道要买电脑买配件就去中关村，最齐全最便宜。”

“触网”前，陈彤就因读研需要，咬着牙花一万多块买了一台电脑。但那时的电脑没联网，“就是一台孤零零的电脑”，只能编程、看碟、处理文字。

1997年春节，在一个朋友位于中关村的公司里，陈彤第一次拨号上网，访问了CNN网站和四通利方网站的体育沙龙。“我上体育沙龙，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东西，想说什么说什么，随时说随时就放出来。”

出了朋友的公司，陈彤马上在附近买了“猫”，给家里的电脑连了网。他后来注意到，早期的互联网用户多是海外中国留学生、科研人员，知识层面高，高水平的帖子比比皆是。

1997年11月2日，已经成为体育沙龙义务版主的陈彤看到了一篇“爆款文章”——《大连金州没有眼泪》。那是中国足球队第六次冲击世界杯失败后，球迷老榕写下的现场观感。这篇2600字的帖子，在48小时内获得两万多次阅读，并流传到了几乎所有中文网站上。

陈彤看到帖子后非常激动，加上编者按，把帖子在网页正文页转载，以防沉帖。两周后，《南方周末》整版转载了帖文，还对体育沙龙论坛做了介绍，陈彤的网名“Gooooooal”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

“这篇帖子的火爆，让我们对自己的影响力倍加自信。”陈彤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前，他和网站维护者们认为互联网的商业化至少还要一两年。“但是这个机会提前来了。一个月后，我们就推出了编辑主导模式的体育频道，广告很快就有了，商业网站的雏形就出来了。”

一年以后，1998年12月1日，四通利方网站并购北美的华渊网，正式更名“新浪网”。

也是从那一年起，搜狐、新浪、网易、百度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先后在中关村落户。过去房屋低矮的中关村，开始崛起一座座互联网大厦。

从电子大卖场到创业基地

1999年6月，新浪网成立大半年后，国务院批准创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成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在简晶的记忆里，那几年中关村面貌大变。纵贯白石桥、颐和园的白颐路，从南向北变成了中关村南大街、中关村大街、中关村北大街，“两边的树没了，沟也没了，变成了宽阔的大马路”。简晶说，横穿中关村的北四环西段，仿佛也在一夜间建立起来。

在科技园区的整体规划中，建设电子大卖场是重要一环。自1999年起，海龙大厦、鼎好大厦、e世界卖场先后建成开业，形成电子商贸“金三角”格局。过去在路边单打独斗的小门市部，几乎全部迁入大商场。

步入新世纪后，中关村的电子卖场一时风头无两。但与繁荣并存的，是混乱的管理和层出不穷的骗局。2010年左右，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崛起，也对电子卖场造成冲击。

2009年，《国务院关于同意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发布。根据中关村西区功能定位，电子一条街逐渐向创新创业一条街转型，着重发展高科技产业，15万平米的电子卖场逐步腾退。

▲8月3日，北京中关村海淀大街，四通大厦门口的商家正通过快递发货。新京报记者 朱骏 摄

此时，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兴起，给创新创业者带来了新机遇。

2009年底，在中关村华清嘉园150平米的公寓里，30岁的王兴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图表，搜索引擎和社交两栏几乎被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新浪微博等占满，唯有移动互联网一栏打满问号。王兴决定放弃不见起色的饭否网，让团队转舵。第二年3月，美团网上线。

两年后，29岁的程维从阿里巴巴辞职，在中关村e世界一个便宜的仓库里上线了“滴滴出行”。同样29岁的张一鸣离开“九九房”，在中关村再次创业，创办了“今日头条”。

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中，简晶看到了iPhone4拨号系统不符合中国人的使用习惯的问题。他凭兴趣写了一个新的拨号应用程序，取名“拨号精灵”。

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拨号精灵很快有了30万用户，还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榜首。创新工场合伙人郎春晖看中了这个项目，决定投资。

“现在和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资本多了，投资环境更加成熟。当然也有很多钱盲目地投向了烂项目。”说起这些年的创业经历，简晶认为技术和资本缺一不可。在中关村也是一样，足够的资本投入非常重要。

2014年6月，中关村创业大街开街，取代了过去的海淀图书城。40多家创业孵化器入驻这条200多米的短街，每天接待无数梦想。

据媒体公开报道，截至2017年6月，仅中关村创业大街及其入驻机构就为743个企业获得融资，融资超过1亿元的企业40多家，孵化了“独角兽企业”（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2家。

改革亲历：张宇蕾 中关村管委会产业发展促进处处长

2011年12月我来到现在这个岗位，当时，中关村已经开始发展新兴产业集群创新工程了。

2013年6月29日，中关村管委会的郭洪主任接到中办的任务，说政治局的领导们要来集体学习。学习的主题是创新驱动发展，要我们做好准备。为准备这一次的领导集体学习，我们一共选择了13个企业，让领导们参观。

2013年9月30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们来到中关村，这是唯一一次走出中南海的集体学习。习近平等26位中央领导都来了。他们以学习者的身份走到企业家的身边，听企业家、科学家介绍他们的技术成果，为下一步技术产品创新、产业发展制定政策。

当时，柳传志是在场的领导和专家中年纪最大的，我给他准备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时间，还给他准备了稿子。但柳老当时就说了三句话，其中一句是“创新还是要看企业”。

习总书记最后讲话的时候，也引用了柳老的这句话，说一定要把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因为最终只有企业才能把科技产品推向市场。

这些年，习总书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很多讲话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也正是这一次学习回去的路上，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邀请习总书记来北京视察，第二年就有了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个城市战略定位的提出。

那次集体学习还有一个点是石墨烯。当时，石墨烯还在实验室阶段，刚刚有技术产品出来，还没有产业化生产。习总书记和克强总理对石墨烯很感兴趣，一群人也都跟了过去。他们对这些技术进行了深入了解，不是走过场。当时在场的一位教授也感到意外，说没想到领导人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

以往我们的集体学习是两个老师讲，大家很认真地记笔记，只有这一次是在现场听企业家讲。那个时候我刚到产业处，来了之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26位中央领导，第一次感觉到和国家改革紧紧的联系，第一次感觉到这份工作其实也是在为国家发展出力。

改革辞典：拨号上网

宽带出现之前，普通用户普遍使用拨号的方式上网。拨号上网的必要装备是一台电脑、一个“猫”（modem，即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用户向本地运营商申请账号后，拨打运营商的接入号，就可以连接到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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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四十创业未止

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是这里最早的孵化器之一，不用点餐是它给创业者们的福利。在这里，许多创业者什么都不点，一坐就是一整天，办公、学习、聊项目、休息，全都随意。

48岁的王宪云就是这样一名创业者。他每天在家泡好安徽银毫，带着玻璃保温杯到咖啡馆“上班”。

▲48岁的创业者王宪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与年轻人不同，王宪云这个年纪的人活得更在意。早上八九点，他骑着电瓶车来到咖啡馆，中午11点多，再骑着车回到住处给自己做一顿午饭。因为在外面吃饭不健康。他还跑步，每天从住处跑到圆明园再跑回来，三五公里。

王宪云是哈尔滨人，3年前来中关村创业，创业方向是智能交通。来北京前，他开过饭店，做过买卖，在国企上过班，干过10年建筑装饰。但他总觉得自己还想做点什么，不能安于现状。

在整个创业大街，王宪云都算得上高龄。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年纪越大越有生活经验，考虑的问题越多，项目可能也会越成熟。”不过，他还是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一个期限。但这个期限是多久，他不愿讲。

38岁的郝兆颖这样描述这个期限：等到没钱吃饭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他2002年来到北京，跟着朋友卖过电子配件。2003年，还不知道何为“电商”的他，产生一个新想法——把商品放到网站上去卖。

▲38岁的创业者郝兆颖来自山东济南。

2005年，郝兆颖做起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一个类似于58同城的分类信息网站。没钱买服务器，他就把网站偷偷挂在朋友公司的服务器上。一年多，朋友辞职，他的网站也只好关闭。

郝兆颖总有不错的想法。他几乎和美团创始人王兴同时想到了做团购，但技术是他最大的障碍。“王兴有什么想法，自己就能实现出来。我要找技术合伙人，要找外包，这都需要钱。”

现在，郝兆颖在做他的第三个网站：我去办。用户既可以在上面花钱发任务，也可以接任务赚钱。因为用户基数少，没人接任务的时候，他就自己接。接下任务到处跑，帮人去学校迁户口，帮人买音乐会门票……

为了推广网站，他还做了一个收集汇总北京演出、讲座信息的微信公众号。每周整理发布两三百条，三年下来，总共发布了十万场活动信息。

北漂16年，郝兆颖看着中关村平房变成楼房，窄路变成宽路。他自己却既没赚到钱，也没成功。但他不想听父母的劝告，回家安安稳稳过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坚持了这么久，总想再坚持一下。”

咖啡馆里，王宪云、郝兆颖这样的中年创业者不少。虽然近两年，这里的创业者、投资人都在减少，许多人做不下去就走了。但他们仍在坚持。在传统观念中应该成家立业的年纪，他们仍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梦。

新京报实习生 王露晓 王艳华 摄影 朱骏

值班编辑 花木南 吾彦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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