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日本特派记者邢晓婧】当美国政府逐渐加紧对中国学生和学者限制、为两国学术交往蒙上阴影之际，其盟国日本一度也传出“要提防中国偷技术”的疑虑。然而，《环球时报》记者日前赴日采访发现，更多的人认为，中国学生和学者非但不是“威胁”，反而给日本带去全新机遇，而且，中日研究机构、学校、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还会日益增加。正如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要趁着现在日中关系转圜之际，进一步加深两国的交往。在科研方面，不要掺杂政治因素，应纯粹做学问。不问国籍、不问背景，争取共同造福于人类。”

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

“为中国科学家献上诚挚敬意”

回顾近代史，中日在学术领域的往来可以追溯到1877年——清政府在日本设立驻日清国公使馆，派遣官员和日本学者一道进行科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松下、新日铁等日本企业带着先进技术涌入中国市场，在获取丰厚回报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此后数十年间随着交往不断深化，双方建立起牢固的合作基础。

日本是欧美国家之外获得诺贝尔奖数量最多的国家，大多数得主出身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以及名古屋大学这3所大学。名古屋大学理学部设有“2008年诺贝尔奖展示室”，该展示室是为纪念当年获得物理学奖的小林诚、益川敏英等日本学者，而他们都受到过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教导和影响。在这个展示室里，《环球时报》记者偶然从一份特殊的手稿中发现“中国印记”。1964年8月，时任理学部教授的坂田昌一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科学研讨会，这份手稿记载着坂田在开幕式上发表的致辞：“各国科研工作者们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团结一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了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共同追寻真正的科学。日本代表团为中国科学家献上诚挚敬意。”

在坂田昌一致敬中国科学家27年之后，中日两国科技界的交流又传出一段佳话。1991年8月，第四届亚洲化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届会议上，中国青年杨立向日本教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方看过他的论文后说：“如果你想去日本大学深造的话，一定可以找到位置。”杨立1988年获得苏州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他一直想去技术领先的日本继续深造。在名古屋大学圆梦后，1997年杨立入职日本碍子株式会社，成为该公司历史上首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籍正社员”。此后，杨立申请超过40项专利，成为电动汽车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专家。2003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面向全球招聘，杨立毅然决定全职回国，开始培养新一代中国新能源研究者。

中日频繁的民间科研交流影响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年轻人，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杨立只是其中的一位。十余年来，杨立带领的科研队伍和丰田、日立化成等多家日本企业有着长期合作。杨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毕竟日本的电池研发技术世界领先，通过和这些公司合作，我们可以不断确认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是否处在前沿。”据他介绍，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模式基本上是初期设定目标，每3个月远程交流一次进展，年中和年末分别当面再交流一次。关于研究项目可以自由提议、开放交流，日本企业并不简单地追求立竿见影，而是注重开发下一代的电池材料和技术。杨立总结说，就算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只要给出合理解释也可以接受，“这是长时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

“中国科研没有理由不发展”

日本法务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日本共有33.7万名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数量约为13万人，早稻田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最多，高达5412人。值得一提的是，赴日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生不在少数。以名古屋大学为例，2018年度在籍的中国留学生(含港澳台)人数为1158人，约占留学生总数的一半，同时，中国留学生中选择理工科的约占四成。

尽管日本政府并未像美国那样表现出对中国学生的戒心，但也有数位日企高管私下向《环球时报》记者表露担忧。有的说，“大量优秀中国留学生在日生活学习，对已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的日本来说，很难保证知识产权不会被偷窃”。对此，杨立表示，在日中国人的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提升很快，现在所有项目启动，中日双方律师同时跟进，十几年来从未起过纠纷。

当《环球时报》记者将这一问题抛给名古屋大学工学研究科教授、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天野浩时，他对此并没有任何疑虑。天野浩现在共指导20名硕士和博士生，半数来自中国。他表示：“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有强烈的研究志向，愿意来到我的研究室共同进步，都是值得感激的事情。”

日本名古屋大学工学研究科教授天野浩(右)和他的中国学生蔡文韬(左)。

25岁的安徽小伙蔡文韬是天野浩的学生，正在读硕士二年级，平时课业十分繁重，他在实验间隙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蔡文韬在合肥六中读书期间，就曾在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本科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面临到底是赴美还是赴日深造的抉择。蔡文韬回忆说，他那时最重视的是大学里的学术氛围，当初感觉黄种人在美国容易受到歧视，有太多限制，而日本则会好很多。在语言学校学了一年半日语之后，蔡文韬考进名古屋大学。蔡文韬在日本没有感觉到科研受阻，他说：“硬件和软件都能支撑起自己的想法，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想法不够多’。”

对所谓“中国留学生盗窃知识产权”的猜疑，蔡文韬认为，很多日本人其实清楚，中国人过去对于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意识也很薄弱，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的认知已明显改变。对于日本学术界来说，中国留学生也带来新的朝气。2016年蔡文韬刚到日本时，移动支付在中国国内已相当普及，但日本人还是“找零钱找出一大堆钢镚儿”，这让他很不适应。据他观察，新技术在日本很难得到普及。相反，他经常能听到日本人谈起“中国”，印象最深的是“做东西很快”，很多想法都能在第一时间“转”起来。特别是深圳，速度特别快，日本人对此交口称赞。蔡文韬说，他计划先在日本专心拿到博士学位，再回国从事科研工作，国内对于创业创新项目的大力支持，适合发展新项目。

谈到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科研的未来，天野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希望他们能够活用在天野研究室收获的经验，不光是在日本和中国，而是能学以致用为全人类造福。我希望中国的科研也是一样，可以为世界的和平与幸福贡献力量。”

名古屋大学校长松尾清一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表示：“现在的中国带给世界的影响力巨大，存在感很强，责任也重大，和50年前完全不一样。日本时刻在思考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像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中国的技术都很领先。”他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这批人才将汇聚成研究领域的一股强大力量，中国科研没有理由不发展。可以说，未来日中在科研方面一定是相互依存、唇齿相依的关系。

“应学日本，搞科研不抄近路”

“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对我日后激励很大，从那时起我执着于追求‘从0到1’，不愿再去做重复的事情。”杨立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日本，诺贝尔奖得主亲自给本科生授课的场景让他记忆犹新。

执着追求的精神依旧体现在天野浩等日本学者身上。天野浩说的一句话让《环球时报》记者印象深刻——“就算失败了99次，只要第100次成功了，之前的99次就是过程，而不算失败”。尽管已功成名就，但在不出差的日子里，天野浩每天8时至22时全都“泡”在学校，学生们可以找他当面交流。蔡文韬说，天野教授没有架子，有任何想法、任何要求，需要任何设备都可以提，他都会尽力满足，哪怕最终没能得出满意的结果他也不会说什么。

日本搞科研的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杨立看来，日本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十分愿意花时间深入基层，去中小学做科普辅导，激发年轻人的科研兴趣，以此储备人才。而中国在这方面有所欠缺。杨立担任过一些中小学科技竞赛的评委，发现有的小学生竟然在实验中用到研究生都没碰过的仪器设备，后来才知道参赛学生的父母是该领域专家。为“帮助”子女取得“漂亮”成绩，不惜出手“辅导”和撰写研究报告。还有一些中学老师把自己的硕士、博士时期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作为辅导学生的研究成果参赛。杨立担忧地说：“这种做法深深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科研精神，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原来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奖。这些做法若不能及时纠正，肯定不利于中国下一代科学人才的培养。培养科研人才，千万不要有‘抄近路’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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